编者按：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制度，有统一规范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自噶玛噶举派在13世纪开创活佛转世先河以来，已有700多年历史。自16世纪格鲁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班禅等大活佛系统以来，也有400多年历史。自元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毫无例外地加强了活佛转世事务管理，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金瓶掣签制度更是一直延续至今，既体现了国家主权、政府权威，也体现了佛断神圣，公正无私，有效避免了转世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
近年来国际势力为遏制、分化中国，无视藏传佛教的传承制度，无视藏传佛教信徒信仰感情，频频炒作活佛转世问题，甚至出台相关法案，妄图否定历史定制，否定宗教仪轨，否定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威。2025年12月8日，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座谈会在西藏日喀则市举行，与会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专家学者，通过详实史实和系统阐释，驳斥谬论，正本清源，一致申明：活佛转世事务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清朝以来，历代、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和认定，十四世本人也是经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的。、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系统的封号都是中央封赐的，、班禅在西藏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也是中央给予的，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后，中央权威就成为这个制度的核心，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上，中央政府具有无可争辩的最终决定权。”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阴海燕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活佛转世问题政府权力不容否认的观点。
活佛转世从来不是单纯的宗教内部事务，更不是个人事务，而是国家主权、政府权威、宗教原则等的综合体现，是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重要内容。阴海燕说：“活佛转世纵然有其宗教理论的基础，但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制度并被后世继承下来，根本在于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教派的扶持和对其转世活佛的封授。这种制度是中央政府权威和西藏地方神权相结合的产物，历史上，凡是经过中央册封过的转世活佛才具有较高或最高的地方权力地位，凡是经过中央册封过的教派才拥有较大或最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藏传佛教大活佛的封授和管理体现着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在大活佛转世认定上的权威。”
元朝时期，蒙元统治者独尊萨迦派治理西藏地方，藏传佛教各派为在西藏地方获得权势和地位的合法性，皆以得到中央政府的封授和印信为荣。13世纪以后，针对藏传佛教教派首领的选择问题，历代中央政府扶持一些僧人成为宗教首领，产生了活佛转世现象，噶玛噶举派、格鲁派以及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明朝实行“多封众建”之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都给予尊崇和册封，1424年明成祖委派高僧班丹扎释赴西藏审视噶玛噶举派得银协巴的转世灵童，开创了中央政府审查活佛转世的先例。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对格鲁派实行封授职衔、名号的制度，和班禅额尔德尼成为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
图为西藏博物馆藏道光皇帝册封七世班禅额尔德尼金册（清道光二十五年 公元1845年）摄影：赵振宇
“自元朝以来，西藏地方的各大小活佛都由中央政府任免，历代中央政府承继和完善了对活佛转世的管理，这些活佛只有经过中央政府的正式封授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并行使各自的权力。在活佛转世制度中，哪一教派能否有活佛转世、能否继续转世，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教派在西藏地方就没有影响力。”阴海燕说，“清朝时期，明确了转世活佛立废权力归于中央政府，或者说归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由此开始，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或者是总统有权革除或恢复活佛名号。”
1706 年，康熙皇帝因第司·桑杰嘉措匿丧五世圆寂的消息14年之久，下令废黜六世仓央嘉措，直到乾隆四十五年才被正式承认。乾隆皇帝时期，由于勾结廓尔喀洗劫扎什伦布寺，废止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1903英军入侵，1904年7月十三世率随从经内地北上蒙古库伦，清政府听信驻藏大臣有泰所奏，革除其名号，以示惩处。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三世被恢复名号，并受旨入京觐见。清宣统二年（1910）川军入藏，十三世出走印度，正月二十日清政府再次革除他的名号，到1912年袁世凯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才为其恢复名号。
由此可见，活佛转世制度的存续与废止、转世活佛的册立与废黜，都由中央政府决定；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僧人数量、各教派活佛转世系统的多少都由中央政府决定。
图为西藏博物馆藏咸丰皇帝封授十二世之父敕书（清咸丰9年 公元1859年） 摄影：赵振宇
阴海燕认为，近年来国外频频炒作十四世转世，他们极力否定历史形成的转世制度，宣扬十四世本人决定、宗教领袖决定等谬论，其根本目的是要否定中央政府在转世上的决定权，这既毫无历史根据，又完全背离转世的合法性，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炒作转世问题图谋围堵、遏制、分化中国，服务“西立”。中央政府在转世上的权力不容否认。（中国西藏网 记者/王淑 赵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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